三蘇家風的內涵及發展 - 下載本文

或局步承認民本思想的地位。

三蘇父子把理想甚至幻想中的三代政治模式和場景作為自己終身為之奮斗的目標,在承認和維護皇權的前提下,也真誠地關注民生和他們起碼的生存權和發展權。他們希望通過統治者推行“仁政”,緩和日益尖銳的階段矛盾和民族矛盾,實現大宋王朝的長治久安,也讓庶民百姓得到實實在在的好處,生存狀態不斷改善。從總體上考察,三蘇父子一直以順民和忠臣自居,努力把“忠君”和“愛民”有機結合起來,協調起來。

早在入仕之前,蘇洵便把宋朝的開國皇帝稱之為“圣人”,把入仕的二兄蘇渙列入“向日之子孫”(見《族譜后錄下篇》);他雖然沒有專門闡述民本思想和君權關系的文章,而大凡直接間接涉及者,都主張用行仁政、仁術的辦法妥善處理。《上韓昭文論山陵書》主張愛惜民財民力、薄葬仁宋江以全其名聲便是一個典型。

至于蘇軾、蘇轍兩兄弟,參加科舉考試和入仕經歷大同而小異,政治思想和學術觀點源流近似,相互協調,配合緊密,各具特色。

單以那場主動魄的制科考試為例,無論原設計者要最高當局聽聽真話是真心也好,假意也罷,反正兄弟二人表現都很成功。都利用合法的身分和時機,當面向仁宋江皇帝表達了青年才俊對至上皇權和政治的批評意見,大膽捍衛了民本思想和基本原則。蘇軾“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之類的“猖狂之說”,無疑是對“君權神授”和“君本觀念”的排斥和否定(見《御試制科策一道并策問》),這樣的大實話,無異于給厚重的皇權迷信澆了一瓢清涼的冷水。蘇轍的試卷鋒芒更加外露,他從仁宗皇帝“未有憂懼之誠”和“未知為政之綱”兩大方面,批評仁宗皇帝貪圖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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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好色、好名,缺乏執政能力等嚴重問題,兄弟二人由直言改諫向大宋王朝顯示了難能可貴的忠誠。

軾轍兄弟勤于學習,善于學習,他們的親叔你蘇渙“其為吏長于群起令而以仁愛為主,故所至必治,一時稱為吏師。”(見蘇轍《伯父墓表》)這位皇帝認可、大清官表彰的循吏就曾向軾轍兄弟親口傳授為政之方,從此蘇氏以此作為“家法”。

軾轍進入官場以后,無論職位大小,都做到了守職盡責,盡心盡力,因則處處受到百姓的歡迎,同行的贊譽,甚至皇帝的獎勵。但在王安石變法的過程中,由于政見的不同,利益訴求的差異,甚至性格才能的碰撞,又往往使軾轍兄弟處于被排斥、壓抑甚至殘酷打擊的地位。從主動請求離開朝廷外任以正數,蘇轍介紹蘇軾說:“是時,四方行者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鹽法。公于其間,常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少安”(《墓志銘》)其實,蘇軾一生都在堅持民本思想,蘇轍也一樣。在他們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為老百姓代言,作了說不完、數不清的好事和實事,他們是封建社會中勉為其難的大清官。在貶滴黃州期間,蘇軾如此寫詩道:“我雖窮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形容可似看家狗,未肯耳耳 耳爭投骨”。(《次韻孔毅你久旱已而甚雨》其一)可以說,詩句充分表達了古代知識分子優秀代表的高尚情操和氣節。

在現實生活中,既要愛民,又要忠君,的確是難事,而蘇氏堪為楷模。以蘇軾為例,連同意懲處蘇軾的神宗皇帝也不得不承認:“蘇軾終是愛君”(《蘇長公外記》),也有人評價說:蘇軾“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見林語常《蘇東坡傳·原序》)。這類看法因人而異的問題可能會一直持續下去,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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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爭論不休,短期內很難形成統一的認識。

五、樂善好施

樂善好施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更是三蘇世代傳承的家風。千百年來,人們都把存善心、行善事、扶危濟困的舉動稱之為積德,視之為立身行世的榜樣。官方哲學和宗教教義也予以表彰和提倡。

蘇洵的祖父蘇杲和父親蘇序,都是宋初眉山鄉下十分善良而并非特別富裕的農民。蘇杲“善治生,有余財。時蜀新破,其達官爭棄田宅以入覲,吾父(蘇序語)獨不肯取。曰:‘吾恐累吾子。’終其身,田不滿二頃,屋弊陋不葺也。好施與,曰:‘多財而不施,吾恐他人謀我,然施而使人知之,人將以我為好名。’是以施而尤惡使人知之。”(見蘇洵《族譜后錄下篇》)有他人筆記補充印證:“眉州蘇先生杲,老泉之祖,輕財好施,急人之急,孜孜若不及。歲兇,賣田賑濟其鄉里;逮秋熟,人將償之,終憐其屢辭不受,久致破業,厄于饑寒,然未嘗以為悔,而好施益甚。”(轉引自《蘇東坡軼事匯編》352頁《湛淵靜語》)作者認為:“后三蘇以文章名天下”與先輩的積德行善有因果關系。

蘇杲卒于淳化五年(994),而蘇序生于開寶六年(973),殞于慶歷七年(1047),活了七十五歲,對三蘇父子影響最直接。這位已具備一定文化水平且豁達大度的先輩,見識更為開闊,娶妻史氏夫人為眉山大家女子,對人寬厚仁慈,去世比蘇序早十五年,軾轍都沒見過。據蘇軾 《蘇廷評行狀》記述:“公幼疏達不羈,讀書,略知其大義,即棄去。謙而好施,急人患難,甚于為己,衣食稍有余,輒費用,或以予人,立盡。以此窮困厄于饑寒者數矣,然終不悔。旋復有余,則曰:‘吾固知此不能果困人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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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復愛惜。兇年鬻其田以濟饑者,既豐,人將償之。公曰:‘吾固自以鬻之,非爾故也’”。蘇洵的記載與此差不多,只是談到當地群眾多靈敏了解蘇序的善行義舉,認為即使是古代的隱君子也未必趕得上他。

蘇洵的情況比較特殊,之前,在他名下只有山田一頃,可以維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如果后來進城,由于程夫人的苦心操持,成為當地衣食無憂且能同時供給三父子讀書費用的富家,但是他一直以祖輩父輩的善行為榮,也支持程夫人弘揚家風的義舉。由大史學家司馬光寫的《程夫人墓志銘》如此道:“始夫人視其家財既有余,乃吧曰:‘是豈所謂福哉!不己,且愚吾子孫。’因求族姻之孤窮者,悉為嫁娶振業之。鄉人有急者,時亦贈焉,比其沒,家無一年之儲。”

荀子《勸學》有言:“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備焉。”一代又一代的蘇氏族人樂善好施,形成一個育才造士的小氣候和優良環境,大大有利于受教育者形成高尚的思想品德,啟迪個人的聰明才智。三蘇父子既是優良家風的受益者,更是忠實的傳承人和光大者。就軾、轍而言,當他們踏上仕途以后,就把蘇氏的家風吹向了空氣污濁的官場,并且長盛不衰,因而成為整個封建時代非常耀眼的明星官員。

為了敘述的方便和智謀考慮人們認知的習慣,筆者有意把家風限定在家庭和私人空間以內,這樣也許更能體現家風的影響和作用。

元豐五年(1082),眉州義士年長蘇軾達十歲的巢谷從故鄉來到正貶官黃州的蘇軾家中,依托和散心的目的兼而有之。危難之中的蘇軾安頓巢谷作了兩個兒子的家庭教師,想方設法讓久未謀面的鄉親在黃州生活開心,有尊嚴。得知他有治傷寒的《圣散子方》,便委托當地名醫龐安常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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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入醫書中廣為宣傳??后來巢谷不惜步行數千里趕來看望同時南貶的轍、軾兄弟,不幸死于途中。料理完他的后事,為感其德,蘇轍晚年特地寫了《巢谷傳》予以表彰。這種長久而連環的樂善好施行為,集中體現了軾轍兄弟共同的家風。

蘇軾樂善好施之舉在貶謫惠州期間最為典型。紹圣三年(1096)十二月,他在《與南華辯老》的信中坦呈:“久忝侍從,囊中薄有余貲,深恐書生薄福,難蓄此物。到此以來,收葬暴骨,助修兩橋,施藥造屋,務散此物,以消塵障。今則索然,僅存朝暮,漸覺此身輕安矣。”這里不僅表述了作善事的內容,而且寫了事后那種特有的快樂和滿足。此時,軾、轍兄弟均因元祐之政的重臣而一再受貶,且背負惡名,生死難卜。蘇軾在《兩橋詩并引》和與程之才的部分信件中透露,他其實義務參與了惠州東新橋和西新橋工程的策劃、籌款、募捐、落成慶祝全過程。他在《東新橋》詩的自注表明:“二子造橋,余嘗助施犀帶。”在另一首《西新橋》詩的自注表示:“子由之婦史,頃入內,得賜黃金錢數千助施。”若用白話明說,就是蘇氏兄弟兩家,為惠州修橋,主動把皇家當初賞賜個人的寶貝物品(犀帶、黃金錢)全部捐獻了出來。

徽宗即位以后,大赦天下。軾轍兄弟得以生還內地。建中靖國元年(1101)正月,蘇軾便托人在常州買房或僦房,以便供家人生活居住。據宋人筆記《深雪偶談》和《梁溪漫志》卷四《東坡卜居陽羨》同時記載,蘇軾買宅于常州,令人扼腕嘆息的是,這座百年祖業,出售人的母親堅持不賣。于是蘇軾當面燒毀房契,放棄已付的房款而退還這座祖宅。

此事有人表示置疑,筆者卻深信有之。一是兩則筆記的當事人和來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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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脈相當具體,看不出一點破綻;二是蘇軾對問題的處置辦法完全符合蘇氏自蘇杲以來的家風和方式,并與蘇軾一貫的慷慨大方性格吻合;三是從此蘇軾不再買宅,而是借顧塘橋孫氏居暫停,并不幸病逝在那里。

經筆者認真梳理和研究,三蘇家風的內涵和發展大致如此。這是一筆十分寶貴的精神財富,了解它、研究它,相信不同的人會受到不同的啟發和教益。不管社會怎么發展,只要家庭還存在,優良的家風就是一面鏡子,一股催人向上的不竭動力。

2016年6月25日—7月28日

于蘇詞翰林小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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